主页 > 自招动态 > 自招信息 > 中国最牛的校长: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

中国最牛的校长: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

来源:zizhao.net 作者:自主招生网 浏览:次 2010-12-24

朱清时,1946年生人,化学家,教授,博士生导师,中国科学院院士。1998至2008年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。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1999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。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巴巴拉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,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客座科学家,法国格林罗布尔、帝戎和巴黎大学的客座教授,并作为英国皇家学会客座研究员在剑桥、牛津和诺丁
 

深圳是一座充满朝气的年轻城市。它是年轻人创业的战场,也是实现梦想的天堂。在我的印象里,深圳属于年轻人。

  偏偏在这里有一位生理年龄64岁、心理年轻34岁的朱清时。他只身一人,跑到这里打拼,非要开辟一块新天地,创办一所全新的一流大学——南方科技大学

  本来,他早已功成名就。他曾是中国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,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校长10年,因为年龄原因刚刚退下,又迎着“人生的新挑战”奔赴深圳,再做“拓荒牛”。

   朱清时是化学家,他的思想和实践总能给人“化学反应”出其不意的震惊。譬如,他是第一位公开抵制教育部大学本科教学评估的大学校长;他是第一个顶住压力 坚决不搞扩招的大学校长;他在多种场合呼吁,不能把大学办成“衙门”,要“去行政化”、要“教授治校”。为什么我们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?主要 原因之一,就是教育界的急功近利和浮躁风气。

  最近他又说,我们不能等了,明年春天就自主招生,从高二学生中选取50名学员。3年?我们等不了,深圳等不了,高教要改革的趋势也等不了,我们先干起来。

  这些“朱氏壮举”和“朱氏高论”振聋发聩。朱清时被称为“中国最牛的大学校长”,高校教改的“勇敢践行者”。

  朱清时为什么这么“牛”?他为什么这般“敢说敢做”?他的思想勇气从何而来?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?

  大家都有一个“解读朱清时”的心愿。我从天津飞到深圳,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心愿。

  我握着他的手,软软的,暖暖的,没感觉到什么力量。

  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位长得很秀气的学者、一位笑容可掬的老师。

  他的眼睛很亮,有让人看不透的深邃。

  跟朱清时聊天是一种享受。他心平气和,娓娓道来,语气平缓自然,却时不时地让你心中闪亮,茅塞顿开,感受到那无形的思想力量。

  他说,我们正忙着筹备招生的事。我说,为什么非要赶在明年春天?

  他说,不能再等了。如果按照教育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文件,还要等3年呢。学校建起来了,教师、员工从海内外招聘来了,万事俱备,只欠招生了……深圳是特区,我们就特事特办,先干起来。

  我说,我们最关心的是,您的教育理念是怎样形成的?是哪些人生经历促使您产生了这些想法?并且,能够勇敢地付诸实践?

  他说,人生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事,经历这些事情,影响了我的思想和人生。当年,我从成都13中学考入中国科技大学。它只是一所普通中学,却培养出了两名中科院院士,我和陈霖。

   中小学时期的朱清时,心中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,他崇拜三个人:第一个是牛顿,发现了许多科学定理;第二个是修改了牛顿的爱因斯坦;第三个是法国年轻的 数学家伽罗华。伽罗华在上中学时,就解决了一个数学家们600多年都无法解决的数学难题,高质方程有没有根号减?……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奇特,发明了一种 概念叫“群论”。

  朱清时说,伽罗华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。为什么他知识那么少,却解决了许多大科学家没解决的难题?就是他的知识恰到好 处。不多,但该有的都有了。太少,不够用;太多,可能被束缚。他的特长是思维能力特别强,能拐许多弯儿,思维深度很深……所以,我崇拜追求真理的人,崇拜 敢于说真话的人。这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  第二个影响是大学毕业后的工作经历。他在青海西宁一家铸造厂干了5年修炉工。整天跟一千多摄氏度的铁水打交道,钻到冲天炉里修炉子,就像在火里面被锤炼,很苦很累很危险,每月50斤粮食的定量,全吃完。

  朱清时说,如今的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。吃苦也是一种人生财富。它给我的人生奠定了基础,确立了我的思想基调,这就是要脚踏实地做事、做人,要独立思考,不追赶潮流,不人云亦云。这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。

  我的人生起点很低,人在极苦的环境中走过来,再干其他的工作,就不觉得是苦了。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。我当过修炉工,还能有比这更苦、更差的吗?

  天道酬勤。朱清时抓住人生机遇,参与并领导了一项重要科研项目,厚积薄发,如日中天……1991年,45岁的朱清时成为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。他不仅科研上硕果累累,而且,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校长10年,成为“享受副部级待遇”的专家、学者。

  他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。他在体制内成长,也是体制的受益者。可是,他却直言不讳地抨击教育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。一次,他参加教育部直属校长会议,他的发言令全场鸦雀无声……有人私下里议论,这个朱校长,胆子太大了。

  我说,您的勇气从何而来?为何这么敢说敢做?

  他笑了,说也许是一种责任心吧。既然我是校长,就要把学校教育搞好。我对国际上的大学很熟悉,我想办国际一流的大学,但做起来却非常艰难……

   朱清时用了10多年时间,逐步认清了制约高校发展的诸多弊端。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,看到那里的教材非常好,知识更新很快,编写非常精彩,学生很 爱读。于是,他从改革教材入手,组织老师到世界各地去调查、学习,回来编写新教材……可是,慢慢地,教师们对编写教材没兴趣了。他认为,不是教材的问题, 而是教师的问题。就千方百计引进优秀教师……可是,一些原本非常优秀的教师,时间一长,就被“同化”,变得平庸了……于是,他看到了根本问题——我们的体 制不行。

  朱清时说,特别是最近这10多年,大学“行政化”的趋势在发展,校长像“官员”、大学像“衙门”,大学教授们没有话语权,只能 去迎合权力。大学里追求卓越的风气变成了追求官位,崇尚学术变成了崇尚权力。如果不“去行政化”,我们就不可能建成一流大学,也很难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。

  于是,朱清时利用一切场合大声疾呼:大学要“去行政化”要“教授治校”。

  我说,可能别人也看到了,却不说。您敢于说出来,没有什么顾虑吗?

  朱清时说,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呀,认识到了真理就要说出来,认识到了真理就要坚持。坚持真理没什么可怕的。

  访谈录

  记者:南方科技大学通过国际人力咨询机构在全球遴选校长,您在200多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,以全票通过,成为该校的创业校长。在常人眼里,您功成名就,何必还要在花甲之年独身一人跑到这里创业呢?

  朱清时:从中科大校长位置卸任之后,本打算过清静的生活。表决结果出来后,有的委员打电话给我,也有的专门乘飞机到中科大找我,说我们当校长时,总是遗憾无法做成最想做的事情,现在深圳具备了这些条件去创新,这也许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。

  这些话打动了我的心。说实话,我深深地感到,在原有体制下推进高校改革太难了。深圳创办新学校,就可以按照新机制和新体制来办学,就可能实现我的梦想。这对我是一个挑战,我愿意迎接这个挑战,为高校改革的突破搏一搏。

  记者:您理想中的大学校园是什么样的?

   朱清时:社会上对大学有一些误解,许多人望文生义,以为大学是相对小学、中学而言的,因为其学校规模大、学生年龄大而称之为“大学”。 大学一词源自universitas(拉丁语),意思是做学问的师徒共同体。威廉·洪堡把大学视作以“探究博大精深的学术”为立身之本的学术共同体。由 此,为现代大学制度奠定了基调,这就是: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。在洪堡的故乡德国,“学术自由、科研自由、教学自由”开国之际便被写入相当于宪法的《基本 法》,而且成为任何修宪举措无法撼动的条款。德意志民族为什么人才辈出?这是制度上的保障。

  我理想中的校园,弥漫着“学术自由、科研自由、教学自由”的空气,在教师和学生中洋溢着追求卓越的风气。它应该是一所研究型的一流大学。具体说,有两个基本标准。

   一个是校园要安静。安静的环境非常重要。我们的学校可以不豪华,但一定要很安静。我当校长的最初几年,也跟大家一样忙着争项目、争经费。后来忽然觉得, 大家把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搞丢了,就是如何让老师和学生安静地坐下来看书、想问题。如果校园安静下来,老师和学生的成果,自然而然就有了。社会浮躁,大学不 能跟着浮躁。现在学校整天忙着开会、评审、这个工程、那个工程……背离了教育规律。

  第二个是校园要纯净。大学应该是坚守社会道德的高 地,做社会的净化器。我所以极力反对像教学评估这样的事,并不是反对评估,而是反对评估评到后来许多人造假材料的做法。评估成了一些人的“政绩工程”,为 了得高分,就造假。比如,有些大教授、名教授,他们上课是不写教案的,课就“备”在他的脑子里。于是,就组织老师和学生给他们补写“教案”,这就是造假 呀。学校不能在学生面前造假,特别是不能让学生参与造假。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情,你怎么还会有道德力量让学生不造假?

  记者:所以,您就坚决抵制教学评估?

  朱清时:教育是慢工出细活,是春风化雨,润物无声。很高的教学质量不可能在几个月就完成。我们就是“原生态”,谁来检查都是学校的真实水平。

  一个社会要有希望,一定要有净土,这个净土就是学校。学校一定要严守诚信的底线,培养出的学生才会是诚实的。如果学校这方净土失守了,也开始造假了,社会就没有希望了。

  记者:您是第一个顶住压力坚决不搞扩招的大学校长,扩招被许多人认为是学校发展的一个“机遇”,您面临的压力很大吧?

   朱清时:我当然知道扩招的好处,一个人头就一万多元,有的学校收到一万五六。我面临的压力上下都有。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披露过,一次安徽省人大开会,一位 领导在会上说,中科大不建新校区、不扩招、不支持地方政府工作……学校内部也有不同意见,卸任之后还有人说我不扩招是犯了“战略错误”。

   但是,我能坚持个人意见。我是校长,我有否决权。关键是教师们都理解我,班子内部也没有不同意见。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,学校并非越大越好,世界上有些大 学规模不大,却是一流的。中科大有自己的定位,是培养高端人才的。我不捞钱、不捞地,就是要保证教学质量。如果扩招一倍,教学质量就“稀释”了一倍。教师 与学生的比例,一般认为一位老师最好教12个学生,但扩招后教师要应对几十个学生,上课就像作报告,老师上面讲,学生下面听,效果很差。而且,扩招之后, 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一倍,还有时间搞教研吗?

  记者:教学质量因扩招而被“稀释”,本科生水平下降是社会公认的事实。

  朱 清时:中国大学为什么干了这么多蠢事?许多学校在扩招时都疯狂了,他们不是不知道扩招的危害、贷款的危险。很多人追求的是“政绩冲动”,在我的任期内把学 校扩建了、扩招了,这就是我的政绩。至于贷款怎么还,教学质量下降等等,我就不管了。这种“政绩思维”是违背教育规律的,是要受到惩罚的。既然我们认识到 了真理,就要坚持,这没有什么可怕的。

  我们的大学已经不是学术机构了,而是被“行政化”了,成了“衙门”,谁官儿大,谁说了算,是行政机构的特点。大学是学术机构,应该是谁掌握了真理,谁说了算。但是,要扭转这一点很困难,在中科大我也做不到。这里面有一个利益问题,很多人是难以割舍的。

  记者:您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校长吧?据我所知,秘书和司机应该是跟您一辈子的吧?

  朱清时:我在安徽中科大仍然有秘书和司机,我到这里就给自己“去行政化”了。在合肥机场我可以免费使用贵宾室,在深圳要交800元。对,这些都是我主动放弃的。

  记者:这些待遇都是利益呀,放弃是很难的。这也正是您令人钦佩的地方。舍得是一种境界呀!

   朱清时:其实,我现在真的需要一位专职司机,没有也没关系,只要不影响工作就好。一个人不能为物质活着。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,走在大街上,飞来一块石 头,打在头部就会死掉。就像帕斯·卡尔说的,人像芦苇一样脆弱,但人是有思想的,人的伟大就在于有思想。一个人的一生,至少要体会一下思想的伟大。

  记者:您自己带头“去行政化”了,南方科大呢?

   朱清时:我们已经“去行政化”了,没有从公务员系列套来的什么科级、处级,行政人员就是“服务员”,是为教授和学校工作服务的。当然,大家的物质待遇不 会减少。“去行政化”就把学校内部的关系理清了。谁是主导,谁为谁服务,就清楚了。“教授治校”才能恢复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本我。

  记者:您多次强调高分压力扼杀优秀人才,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。南方科技大学将从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中自主招生,为什么要招高二学生呢?

  朱清时:我1963年考入中科大时,分数并不算高,460多分。其中,最高分是数学,考了93分,物理79分。我们上完课只复习一个月就高考了。那时复习不像现在这么紧张,老师也没训练我们如何应对高考,就是自然而然地考了460多分。

  现在的高中课程,在高二就完成了。为了多考一二十分,孩子们要被“强化训练”一年。不要为了这一二十分,摧残了孩子的创新能力,浪费了他们的聪明才智,让人格、品德扭曲僵化,让他们沦为考试的机器。

  我们从高二学生中自主招生,就是想保护孩子免受这种摧残。

  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曾给中科大少年班题词:不要考100分。这让很多人不理解。少年班的学生要做学问,掌握精髓要义,考个七八十分就可以了。不要为了 考100分在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。记得我小时候,农民种地不施化肥,亩产四五百斤。后来施化肥,亩产提高到五六百斤。但是,过度施肥,亩产就很难再提高 了。而且,土壤板结,把土地搞坏了,损失更大。

  记者:是啊,有一个问题让人困惑,为什么几十年来,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?

  朱清时:这个问题很复杂,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大学的文化学术氛围被淡化了,教育的功利性太强,一切只看成绩,非常浮躁,这样的环境和土壤是无法培养出大师的,甚至一些有可能成为大师的“苗子”也会被扼杀。

   在四川乐山郭沫若故居有两张中学时的成绩单。一张是16岁时,成绩是:修身35分,算术100分,经学96分,几何85分,国文55分,植物78分,英 语98分,生理98分,历史87分,图画35分,地理92分,体操85分。另一张是18岁时,成绩是:试验80分,品行73分,作文90分,习字69分, 国文88分,英语98分,地理75分,代数92分,几何97分,植物80分,图画67分,体操60分。可见,郭沫若当时算不上优等生,第一张成绩单平均 79分,国文、图画等3门功课不及格。第二张成绩单上,图画、习字的成绩也很一般,倒是理科成绩比较优秀。可是,郭老后来却成了大诗人、大书法家、大考古 学家。

  如果郭沫若在今天上中学,这样的成绩是难考进大学的,即使考上了, 家长和学校也一定要他上理科,大师苗子肯定会被‘善意’地扼杀了。还有,考清华时,钱钟书数学只得了15分,吴晗则是0分,现在他们都不可能考上大学。钱 伟长上清华时先读历史系,一年后他要求转读理学院,学校同意他试读。了解这些大师的经历,可以帮助认识为什么我们教育界没有培养出大师?可以激励我们坚定 必须改革高等教育的信念,让我们把真理坚持到底!

 

    责任编辑:自主招生办